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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认识、经验借鉴及政策建议

    来源:www.shuoshisheng.net 发布时间:2019-09-28

    一,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看法和理解

    “ 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最初是由世界银行GillandKharas(2007)提出的。最近,Gilland Kharas(2015)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定义了“中等收入陷阱”。首先,从政策和制度是否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兼容的角度进行定义,即“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中等收入国家由于其经济增长政策无法与其主要经济体相匹配而陷入停滞状态结构特点。第二个是从经验角度定义“中等收入陷阱”,即,如果一个国家处于中等收入范围(anarrowincomeband)狭窄,则认为它处于中等收入陷阱。 Spence(2011)认为,人均收入水平长期处于5,000美元至USD之间的国家正在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三是通过判断人均GDP是否收敛到基准发达国家的水平来定义“中等收入陷阱”。 AgenorandCanuto(2012)使用相对收入方法描绘了1960年一些国家相对于美国的人均GDP,研究表明,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停滞不前。根据以上定义,结合当前全球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和特点,从五个方面探讨了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1)金融危机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诱因

    周期性金融危机将导致金融业收缩,对实体经济产生较大不利影响。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不仅金融市场结构单一,而且对外经济依赖性强。金融危机的影响往往导致其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导致人均收入大幅下降,以往的经济增长成果也被削弱。如图1所示,1980年代拉美爆发债务危机,这场危机导致拉美国家人均收入迅速下降。巴西和智利的人均收入从1980年开始下降,并在1983年触底。墨西哥的人均收入直到1986年才开始触底。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也导致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人均收入迅速下降。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在1997年开始下降,直到2002年才恢复到1997年的水平。

    (2)过度依赖债务融资降低经济创新活力

    中等收入国家在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主要依靠债务融资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然而,过度依赖债务融资导致中等收入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下降。一方面,债务融资主要体现债权关系,而债权人更注重债务的安全性。因此,债务融资对经济活动主体的技术创新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中等收入国家资本市场发展缓慢,债务融资过程主要依靠银行,银行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旦这些国家受到外部需求变化的影响,风险就会迅速传导到银行系统,进而导致金融危机。技术创新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的下降,进一步增加了中等收入国家对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依赖,使这些国家的收入水平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附近。

    (三)房地产市场波动过大

    房地产行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大多数国家在国内房地产市场中都经历了过度波动。例如,自1980年代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7%以上。经济的快速增长激发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资金流入了房地产市场。 1997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房地产信贷在银行信贷中所占的比例显着增加。其中,印尼房地产贷款占银行信贷的25%-30%,马来西亚房地产贷款占银行信贷的30%-40%。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的房地产市场急剧波动,房地产价格迅速下跌,某些国家的房地产价格下跌了30%。房地产市场过度动荡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经济增长下降,国民收入迅速下降。

    (4)实施泛惠政策为时过早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往往过早实施泛福利政策。在经济发展腾飞的阶段,公共财政似乎更加富裕,但是利益分配不均使一些人对市场体系不满意。为了维持社会和谐,政策制定者必须向公众提供大量先进且不可持续的承诺,并以诸如食品补贴,燃料补贴,高额医疗补贴和养老金之类的制度形式巩固。这些承诺通常会给公共福利带来沉重的长期负担,这给国家的公共财政带来了难以摆脱的负担,增加了税收负担,并消除了经济活力,并伴随着高额财政赤字和高通胀。例如,印度政府今年宣布,食品消费补贴的覆盖率将高达整个社会的三分之一。广泛的福利政策使印度政府本已沉重的财政负担难以为继。

    (5)利益集团纠缠了市场发展

    在经济起飞阶段,往往有一些群体首先受益。这些群体在发展转型过程中与经济体制交织在一起,将阻碍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这是利益集团阻碍制度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已故的机构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其著作[0x9a8b]中指出,中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益集团的热情。因此,利益集团的积极性不仅阻碍了市场力量的发挥,而且扭曲了政府的正常职能,使得创新难以在促进经济长期增长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国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

    中等收入国家继续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依靠劳动力、资本等资源的低成本扩张将受到劳动力和资源的制约,经济发展难以持续。东亚一些国家或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可以提供一些经验借鉴。

    一是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东亚经济体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成功摆脱了低成本优势战略,转向创新优势战略,通过技术吸收吸收自主创新能力。使其高技术制造业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从而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技术吸收向产品创新转变后,新加坡、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达到40%-50%。

    二是注重体制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持久动力。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府对产业发展阶段的科学审查,准确选择产业发展战略,合理缩小政府边界,促进市场体系创新以及改善复杂的市场交易链是形影不离。东亚工业化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取决于相应市场体系的建设。同时,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新加坡,韩国和香港,已经重视惩治腐败,形成了一系列廉政制度。社会民主监督已成为根本腐败的基本保证。

    三是注重国内科技创新能力和机制建设。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收入的挑战不是掌握现有的标准化技术,而是建立无法从国外购买或复制的国内创新能力和机制。 1980年代在韩国建立“技术基金会”路线后,研发支出强度不断提高。 1980年,其研发支出强度为0.56%。 1983年,它增加到1.13%。 1993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12%,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 2006年,韩国向国际《国家的兴衰》机构申请了国际专利,占全球176万件专利申请总量的9.8%,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专利国。

    四是着力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升级和赶超进程是通过其独特的产业政策实现的,即政府通过各种保护和优惠政策促进战略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快速增长,以促进东亚国家的快速升级。比较优势。亚洲的“四小龙”的进口和替代始于20世纪。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过渡到中期阶段时,以及欧美工业转移的有利时机,实施了出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推出了密集型产品。国际市场。 1960年代,重点是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例如纺织和服装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造业,食品,电子钟表和家用电器。在1970年代,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重点放在纤维,塑料,机械制造,钢铁,造船,汽车,石化,运输设备制造和其他重化学工业作为主导产业的支持上。在1980年代之后,提出了技术升级和产业多样化的战略。例如,在1990年,台湾地区引入了《专利合作条约》,将开发重点转移到了技术密集型行业,例如微电子,光电子,生物工程和信息咨询。

    五是着力发展权力转换、收入分配均等化和社会经济均衡发展。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将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从1960-1999年世界不同收入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消费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工业化阶段经济结构演变的一个共同规律是投资率上升,消费率相对较低。工业化进程结束后,投资率和消费率逐步稳定。经济增长从投资拉动到消费拉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水平及其分配格局。从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基尼系数的变化来看,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分配明显好于东南亚。韩国的基尼系数从1970年的0.35下降到1995年的0.32,期间韩国人均gdp增长了10倍;台湾的基尼系数保持在0.3左右。

    第三,政策建议

    (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确认识我国经济放缓的现状,避免大规模的需求刺激政策,应从供给侧和生产侧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增强竞争力来促进经济发展。首先要解决库存问题,提高产能和库存。以市场优胜劣汰为基础,辅以适当的行政手段(如专项资金、并购、严格准入等),促进过剩产能清理,杜绝“僵尸企业”。二是培育增量市场,推进结构性调整。一方面,优化市场基础设施,加快信息化建设,促进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发展,改善供应结构,增加产品和服务短缺供应;另一方面,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加强人才培养,引导科技创新,发展循环经济等手段,增加资金、人才、技术和资源的供给,增加生产要素的有效投入,提高经济效益。全要素生产率。

    (二)保持金融体系健康发展。要保持非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加快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完善和有效运行,探索建立银行,证券,保险,金融,金融,金融,金融等领域统一统一的监管模式。加强金融创新产品,特别是跨市场和跨机构金融产品的监督,统计和分析;加强对资本市场和汇率市场的关注,管理投资者的情绪和期望,采取有效措施抑制过度投机,避免金融市场风险和相互传导;银行业系统的坏账风险,尤其是某些行业下滑可能导致银行坏账增加的风险,以及抵押贷款的价格风险。

    (3)理顺收入分配制度,鼓励更多市场主体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太多的社会福利将在未来导致难以承受的负担。一要从优化收入分配机制,规范分配秩序,合理化分配关系,加快完善财税机制,着力增加居民收入,增加国民收入等方面入手。二是缩小城乡差距,充分发挥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更加注重公平,解决社会保障体系不平衡所带来的城乡差异和户籍差异,减少收入。间隙。第三,要鼓励更多的市场主体进入公共服务部门,团结社会力量,推进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社会服务供给机制的改革,促进整体服务水平的提高。公共服务部门,并释放改革红利。

    (四)简化政府权力下放,鼓励创新。为了形成群众创业创新的新局面,必须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管理效率。重点之一是加大简化和分权的力度,放松不必要的控制,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要加快行政垄断行业的改革,进一步放宽准入条件,扩大民营企业依法进入的领域。要完善创业创新体系,在政策,资金,渠道,人才和制度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地方或国家技术共享平台,促进降低创新创业成本和门槛,形成社会环境。有利于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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