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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众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思考

    来源:www.shuoshisheng.net 发布时间:2019-10-19

    环境问题正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由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的纠纷和冲突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环境污染,劳资纠纷,违法征地拆迁等造成的群众性事件,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三大因素,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瓶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的常态,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探索绿色生态发展的新路径已成为国家战略之一。环境属于集体消费品,没有人可以独自享受它。仅仅依靠政府治理和企业自发的环境保护模式不再可能最大化环境效益。公众是环境问题的利益相关者和最终接受者。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环境公益的特殊性以及各国公民诉讼的成功实践,使公众成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现实和实践基础。

    “公共”的概念和内涵

    “公共”是一个抽象的群体概念,一般指的是社会上大多数人相对于“个人”。我国立法将“公众”界定为模糊,以《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保法》)为例,以“公众”(《环保法》)、“所有单位和个人”(《环保法》第6条)、“公民”(《环保法》第38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例。(《环保法》第36、53、57条)、“社会组织”(《环保法》第58条)和其他不同的规定。立法语言应当准确、严谨。厘清概念是正确认识和适用法律的前提。如果立法中没有使用统一的规范性用语,至少应当作出相应的立法解释。1998年,欧洲经济委员会在《公众在环境事务中的知情权、参与决策权和获得司法救济权的国际公约》第2条第4款中指出:“公众是指一个或多个自然人或法人,以及根据国家立法或惯例指代这些自然人或法人的协会组织或团体”。根据这一规定,“公众”的范围应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要取得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公众”必须是直接或间接受到环境违法行为影响或与环境事项有利害关系的个人或组织。基于此,本文所讨论的“公众”是一个动态的集合,由排除国家环保机构、以公民和环境组织为主体的非特定多数人组成。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正当性分析

    公众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合法性源于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和价值。 “环境权利是环境法的核心问题,是环境诉讼的基础。”环境权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为公众提供了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权利基础。所谓环境权,是指公众在健康,舒适,美丽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环境权是1960年代环境危机和环境运动的产物。它是从“环境公共财产理论”和“公共信任理论”发展而来的。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它在美国代表的许多国家中得到法律认可。并且受到国际公约的承认和保护。环境权利理论的作者,美国的萨克斯教授认为,公民将大气,水和阳光等公共环境资源托付给国家进行管理和保护,而国家和公民则受到托付。如果公共环境财产遭到破坏,作为共同所有人,公众有权提起诉讼。

    中国法律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对环境权的性质,主题,内涵和救济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在讨论环境权的性质时,他们形成了法律特定权利和人权环境权的理论。不同的人权学说,例如人权,财产权和精神美。尽管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声音,但人们认为环境权应与中国环境资源法中的各种权利或权利区分开。这不是这些权利的简单叠加或概括,而是一种自然人或公民。基本权利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作为一种新型人权,环境权包括环境信息公开权,环境决策参与权和司法诉求等特定权利。实际上,我们的宪法对环境权(例如第2、9、26和41条),环境法(例如第6、53和57条)和相关的单行法律(例如[0x9A8B ]第1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0条)也隐含了环境权的规定,为环境权的存在提供了立法支持。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环境权是“权利”与“权利实现方式”之间的关系,存在救济权。因此,“在环境污染的情况下,任何公民都可以因侵犯自己的环境权利提起诉讼,并参与环境保护。”

    公众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也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公众的环境公益诉讼是公众参与原则的必然要求,是环境民主的有力体现。作为一种政治民主,公众参与的原则被誉为“ 21世纪最广泛的社会行动和大众政治言论”。它已被广泛用于环境保护,并已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原则上。减轻被损害或可能被损害的环境利益的公众公益诉讼不仅是公众参与的法律保护措施,而且是公众参与的一种体现。在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治理模式下,政府决策部门在为各种利益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不愿或很少与公众充分沟通,导致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环境利益主张不能完全纳入政府治理的考虑范围。当公众的环境利益在制度内得不到保障时,公众可能会试图以集体抵抗的形式解决制度外的路径,甚至采取打and和围攻政府等非理性行为,从而加剧社会不稳定。司法是对环境正义的最后也是最有力的辩护。从纸张到实践,有必要使公众参与环境法治。

    另一方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也赋予了公众原告资格,这是对作为环境原告的有关机关和环境保护组织的有关规定的有益补充。 2012年修订的新《水污染防治法》和2015年1月1日生效的新《民事诉讼法》将环境公益诉讼系统从幕后推到了最前线,并确认了环境组织原告的身份。《环保法》第58条:环境保护组织成为公益诉讼原告的条件更为严格。在不要求诉讼带来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将注册级别设置为地级以上城市的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工作。公益活动已经超过五年,对非法记录没有任何限制。根据民政部发布的《环保法》,截至2014年,该国有6,964个生态和社会组织,但不超过300个符合环境公共利益法律条件的环境组织。在政策,制度,数量,资金,技术等硬性和软性因素的约束下,总体发展较弱的环保组织承担了沉重的环境公益诉讼,显然不可能实现原初的意图。立法。尽管行政机构和司法检察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来进行理论和司法实践上的公益诉讼,但由于行政机关和检察院的特殊职能地位以及法律依据不充分的事实,到目前为止,行政机关机构和检察院的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仅限于地方司法实践尚未广泛开展。作为公共利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公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环保组织的压力,并实施检察制度以支持起诉制度。

    公众提出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障碍和现实困难

    现有法律尚未阐明公众可以提出环境公益诉讼。《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第五十五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尽管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地位已经通过立法确认,但这两条直接将公民排除在环境公益诉讼之外。《环保法》第6条不要求公众有权举报和指控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但是,是否将公众视为“举报和指控权”仍存在争议。尽管在探索公民环境诉讼资格方面,例如在海南省2011年7月《环保法》的试点探索中,并不缺少地方立法和司法实践,但公民有权享有环境公益诉讼。但是,由于法律依据的不同,同一地区的立法立法水平较低,适用范围有限,将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司法系统的权威。

    公众的公益诉讼面临许多现实困难。一方面,公众的知情权并未得到充分保证。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有效性的主要前提是获取环境信息。尽管《关于开展环境资源民事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的第五章专门介绍了信息披露和公众参与,但第53条也向公众阐明了环境信息的权利,但是公众对环境信息的访问并不顺畅,并且有被动获取方法。有效信息有限和时滞等问题。大连,厦门,昆明,番Pan等地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环境大事件,主要是由于环境影响评价阶段信息披露不透明所致。

    另一方面,公共诉讼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我国现行立法明确了民间环境组织是公众参与环境正义的主体。非政府环境组织天生发展有限,有资格被起诉。面对复杂的起诉程序、高昂的诉讼成本、漫长的诉讼时间、政府保护主义下的生存压力等程序,公益诉讼举步维艰。在司法实践中,环境保护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数量一直低于行政机关和检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数量。这也反映了环保组织在公益诉讼中的有限效力,而仅仅依靠公益组织。挑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噱头显然无力。此外,由于环境问题的专业性和复杂性,环境公益诉讼成本高,举证难。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更为普遍。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设计与路径

    立法明确了公民的环境权利。中国环境资源法学会会长蔡守秋教授建议,应在立法中建立公民的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原始权力,主权,世界权和不可转让权。此外,“传统法理学理论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新兴问题的环境问题。只有突破性的障碍,这是创造环境权利以满足需要的另一种方式。”可以看出,立法中建立公民环境权不仅是环境法的理论圈。主流观点也是解决中国环境危机,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在宪法中确立环境权的法律地位后,有必要对《环境保护法》,《环境法》等专门立法进行相应的修改,进一步规范环境权的属性,权利的构成,表格类型,救济和保护。并探索。当然,立法上承认公民的环境权利并不意味着可以充分保证公众的环境利益,因为可以合法地保障权利的救济和权利保护的渠道。因此,有必要为实现环境权形成保障制度。其中,公益诉讼是最重要,最有力的保证手段。

    适度扩大原告资格。民事环境诉讼立法始于1970年的美国《环保法》,该法律确认了“任何人”的环境责任。公民诉讼的原告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个人公民,非政府环境组织,检察官,联邦,州和城市。民事环境诉讼权的有关规定极大地唤起了美国公共环境保护的热情,有效地促进了美国公民诉讼的深入发展。扩大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已经成为国际诉讼法的主流趋势,也是中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实际需求。作为维护公共环境公益的一项特殊诉讼,对原告资格的要求应突破传统的“直接利益”,并扩大到“利益利益”或可能的“利益利益”,即已经或已经造成污染损害的违法行为。公众很快可以提起影响公共环境利益的诉讼。由于考虑到诉讼经济和滥用上诉权等因素,这种做法否认了原告对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建立公众(包括个人公民,环境保护组织)作为第一整体秩序更为可行,而检察院作为第二整体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更为可行。应当指出,环境公益原告资格的范围不属于环境行政部门。由于法律赋予了环境保护部门行政管理和监督权力,赋予它公益诉讼可能会导致其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延误,并且涉嫌逃避应当向法院承担的环境保护责任。尽管环保部门不适合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但可以用作检察官参与环境诉讼的依据。

    建立公益诉讼司法保障机制。基于环境损害的长期性质,损害的广泛范围,损害鉴定的专业和技术障碍,公众很难提起公益诉讼。因此,为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在诉讼制度中应提供相应的司法保障。我们可以借鉴该领域内外的成熟做法,并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建立专门的环境诉讼法院,例如贵州省仁化市人民法院环境法院,清镇市人民法院生态保护法院。贵阳同时,起诉人适当减少(免除)了原告的诉讼费用预付款,被告支付了相关的诉讼费用。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提倡环境公共利益并胜诉的原告将获得适当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如果将部分环境损害赔偿金用于补偿诉讼费用,建议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予以减免政策,并颁发环境保护慈善证书。二是合理分配公众的诉讼举证责任。我国环境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应延伸至环境公益诉讼,并应明确原告和被告举证责任的范围。

    适当限制公共环境公益诉讼权。尽管一些学者认为,由于中国缺乏诉讼传统,赋予公共环境公益诉讼权不会导致“不加区别的诉讼”,但笔者认为公共环境公益诉讼是一把“双刃剑”。在鼓励公共诉讼的同时,它不能排除以公共利益为名的个人滥用诉讼。权利,即使在公民对法治意识强,民事诉讼最发达的美国,也对行使公民的诉讼权也有限制。因此,有必要适当限制公众的环境公益诉讼权。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建立诉讼前通知程序。也就是说,在公众了解环境损害事实并提起诉讼之前的一段时间(例如30天),必须先将通知起诉的情况告知环境保护部门或违法者本人,环境部门应当对违法者给予行政处分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只有在通知到期后,环保部门或违反者不采取有效措施,公民才能采取有效措施。可以起诉程序的建立,不仅是实现中国现行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公共“起诉”权和“控告”权,而且与中国环境治理偏向行政手段这一思想相吻合。同时,它对政府和环境保护部门依法管理起到监督作用,对环境违法者起到威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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