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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奢侈的基础课:6位院士、4位教授共同讲授

    来源:www.shuoshisheng.net 发布时间:2019-11-12

    作者:郭姚橹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发布日期:2017/10/18 1033:336046

    选择名称:中小

    最豪华基础课程:6名院士和4名教授在课后与女士合影。后排左边是王卓志、夏白坚和陈永玲

    五年前,宁金生80岁时,六名院士合影。左起是张祖勋、刘静楠、宁金生、李德仁、陈君勇和龚建亚在德国学习时的

    字样。2017年10月12日,陈永玲、夏白坚和王卓志与朋友(

    )合影。宁金生在2017年10月12日教大一新生《测绘学概论》第一堂课

    观众充满了稚气的脸庞。这些新生刚刚从应试教育中走出来。他们遇到的第一位老师是院士。

    在过去的20年里,这门课程已经进入了千里之外的吴大学和同济大学的通识班,有数万名学生参加了这门课程。 起初,学者们仍然需要用手中的笔和尺子在透明薄膜上画课件。 如今,带有动画的多媒体课件已经取代了电影 时间也改变了几位科学家,他们已经成为平均77岁的老人,老师和学生相隔半个多世纪。

    不变的是,站在讲台上,几位院士仍会经常提到他们的“老师”武汉测绘学院(以下简称“武穴”,2000年与武汉大学共同创办)的创始人和新中国测绘硕士 坚持给大学新生上课的传统始于这些“老师的老师”。" 在动荡的时代,他们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一方的神圣平台。 这一代院士从他们的老师手中接过了接力棒。

    只是,他们需要对抗的已经不同了

    理想的大学是一个具有非凡个性的“餐厅”。

    李德仁院士过去常常在开始演讲前走到讲台中央。 将近80岁的他慢慢弯下腰,鞠了一躬,好像音乐会已经开始了。

    有200多人的大教室非常安静 有些人托着腮,用好奇的目光看着面前的老人。 站在桌子上的老师是他们桌子上课本的编辑之一。

    宁金生、陈君勇、张祖训、刘敬南、李德仁和龚建亚,这六位院士被认为是测绘领域的“传奇”和“一代创立者”。 但是在这个班里,他们是最普通的老师

    “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一个具有非凡个性的‘餐厅’。我在这里遇见了牛顿,在那里遇见了弗劳特,在东屋遇见了拉塞尔,在西屋遇见了拉斯基……”有些人用林语堂的名言来描述这门课程。

    吴大学生盛气凌人地称这些院士为“调查近乎天堂的群体” "收集你的签名并召唤龙."

    这个“偶像团体”似乎与时尚无关。 他们是一群“祖父”,最老的是85岁,最年轻的是60岁。 在这张罕见的照片中,六位老人双手合十站成一排。 相机清晰地显示了他们前额稀疏的头发和多年来脸上留下的褶皱。

    宁金生院士是这门课程的发起人 这位85岁的老人对流行文化的印象仍然是10多年前。 平时不苟言笑的大地测量师笑着说,当学生们要求他签名时,他有种恍惚的感觉,想成为一个“超级女孩”

    这门课的内容没有那么“深刻” 从课程设计的一开始,学者们就同意他们应该尽可能靠近年轻人,“不要吓跑他们”。 课堂笔记中难以发音的概念被删除了。这本教科书是专门用彩色制作的,插图和插图几乎占总数的一半。

    20小时内,6名院士和4名教授只回答了一个问题:“什么是测绘?”

    大学前,叶晓彤对这个专业几乎一无所知。 像许多人一样,她认为制图是“在路上用黄色三脚架来测量”,这非常困难,没有技术含量。 听了院士们的讲座后,她对测绘的理解彻底颠覆了。

    从宁金生细致的叙述中,她第一次知道原来的“全球定位系统导航卫星”和“可测全景图像”与古代测绘学科密切相关。 测绘已经进入“大测绘”时代

    "测绘的本质是空研究中的问题." 你是哪里人?你在做什么?你要去哪里?这不仅是哲学家问的问题,也是保安问的问题。 同时,这也是航海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卫星导航专家刘静楠经常笑着给新生讲这个笑话

    在他的课上,测绘这个看似无聊的科目不仅与哲学有关,还与历史、生物学甚至天文学有关。 他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小故事:黄帝在与蚩尤的战斗中被困在雾中三天三夜。由于指向南方的飞行器的发明,他赢得了这场战斗。因为位置基因,人类有方向感和距离感。射电望远镜可以用来测量星系之间的距离,让我们知道宇宙是否正在加速膨胀.

    叶晓彤听了一愣一愣,“很多完全出乎意料的地方突然受到了启发。” 这些学者似乎是站在山顶上的少数人。他们的眼睛穿透了古代和星星空。随着他们的目光,叶晓彤瞥见了一个极其开阔的区域。

    这就是本课程的目的 在宁金生看来,这些刚毕业的高中生可能并不完全了解这门课程,但他们会对测绘有“感性认识”,知道这门学科不再是传统的野外工作,它有许多高科技、尖端的东西。

    在担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长10年后,他想起很多学生在课程开始前不愿意学习测绘。 虽然这所学校的测绘专业在全国排名第一,但每年录取的十名新生中有七八名不是测绘专业,两三名强烈要求换专业。

    宁金生卸任校长后,听说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也是如此。 他们试图开设“院士课程”,效果非常好,转专业的学生少得多。 他非常兴奋,和几位院士讨论过,每个人都很合得来。 “与其依靠辅导员说服,做思想工作,还不如依靠院士说话 “

    flash,20年过去了 同济的“院士课程”早已不复存在,武术考试并入武汉大学。这所大学的名字已经不存在了,几位院士也因此变老,进入了晚年。 唯一不变的是他们仍然坚持这门课程的平台。

    对最好的老师来说,去前线做教学工作并不容易。

    协调这门课程并不容易 几名院士和教授属于不同的学院,通常由其他单位的院士加入,实际上有6名以上的院士在教学。 多达数千名学生参加讲座,他们需要分成几个小组。

    龚健雅院士记得,武测与武大合校后,这门课受到很大冲击。武大有些领导不理解,“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做这个事?”但宁津生很坚持,他一定要把这门课继续开下去。

    “我们这6个院士,之所以对教学这么热爱,都是受到自己的老师的影响。”宁津生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给新生上课,他有时会特意留出一页PPT,放上夏坚白、王之卓、叶雪安等老先生的黑白照片。

    很多新生对这些名字并不熟悉。尽管他们创立了武测,后辈的研究成果飞上了太空,登上了珠峰到达了南极,但与他们的故事,却逐渐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1955年年初,身为同济大学副校长的夏坚白,呼吁创建中国第一所民用测绘高等学校。

    一年多后,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成立,同济大学等5所高校测绘师生随迁至武昌。刚从同济大学测量系本科毕业的宁津生,被分配至这所学校担任助教。24岁的他跨入校门时“有些失落”,他原本憧憬着去生产一线,“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这座新成立的大学,位于珞珈山南麓。原先是一片荒凉的坟茔,经过400多天的昼夜奋战,低低矮矮的山丘上终于冒出了几栋红砖小楼。

    在这片简陋的校园里,宁津生彻底改变了人生志向。那些因测绘教育集聚于此的教授们,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半个多世纪后,回忆起那些教授,老人眼中放出亮光。

    这所新学校拥有5位一级教授,数量在整个湖北省首屈一指。其中多位曾任着名大学校长:夏坚白曾在解放前出任同济大学校长,王之卓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金通尹曾任北洋大学代理校长,陈永龄曾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另一位一级教授叶雪安,曾是中国第一个测量系的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之际,他带着同济测量系师生,拖着笨重的仪器,一路逃难一路讲课。

    在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中,教授们努力保住一块教学的讲台。首任院长夏坚白极力主张“最好的教师要到一线搞教学工作”,在他的倡导下,所有一级教授都亲自给新生上课,包括他自己。

    教授之间相互听课评价,这是建校时便创立的制度。夏坚白常穿着胶底鞋,悄悄出现在教室中。

    教师上台讲课,被视为一件颇为神圣的事。在开学前,王之卓总会将一学期的课程全部备完,写好讲课笔记。讲课前一周,再修改补充,考虑教学方法。到了课前的那天晚上,再把第二天所讲内容全部仔细备一遍。他的讲课笔记由于多次补充,写得很乱,别人看不懂。

    作为刚毕业的年轻教师,宁津生必须先从助教干起,除了为讲课教授画挂图、批作业、给学生答疑外,他还得像学生一样老老实实坐在教室里,听教授们上课,学习怎么教书。3年后,他才有资格登上讲台。

    宁津生记得,那时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很近。每个星期,老师会到学生宿舍答疑,因为学生多,“往往一两个小时的课程,答疑时间就有六七个小时”。野外实习时,师生更是形影不离,吃住都在一起。

    如今“院士课”上的多位院士,都在这个时期考入这所大学。和现在的大多学生一样,测绘并非他们的第一志愿。

    测绘界唯一一位两院院士李德仁回忆,他当时也有很大的专业情绪。这位尖子生原本报考的是北大数学物理系,“想搞火箭”。没想到,教育部为了照顾这所新大学,将他录取至武测航空摄影测量系。听了夏坚白院长的新生训话,以及系主任王之卓的讲课,他才逐渐喜欢上这个专业,“发现也需要学好数学和物理”。

    他喜欢琢磨问题。对一位苏联专家撰写的教材产生质疑后,他写成论文递到已是中科院学部委员的王之卓手中。没过几天,王先生将李德仁约至家中,两人坐在书房里,久久地讨论,直至天色已晚。之后,李德仁成了王先生家的常客。正值困难时期,老先生家每每分到东湖鱼、梁子湖螃蟹之类的好东西,总会叫上学生一起享用。

    原本想学生物、打算回去复读的刘经南,在入校后也慢慢对专业来了兴趣。上叶雪安讲授的大地测量学时,他发现课本中一个定理的推导过程“不严谨”,它借助了图形思维,而不是“完美纯粹的数学思维”。刘经南一头扎进德文版和俄文版的资料中,自学了理科的微分几何、复变函数和矢量代数,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用纯理性、抽象的思维推出来”。

    过了一个学期,在宿舍楼的答疑室里,刘经南将好几页的推导纸递给叶雪安。这位60多岁的老先生,叼着烟,仔细看了刘经南的推导,高兴地说:“你这倒是个严谨的方法,我们都要借助于所谓的微分线段,你这个完全不借助图形,从理论到理论。你这个小子不错。”

    刘经南很受鼓舞。他问:“这个可以发表吗?”叶雪安悠悠地点了点头。

    没想到,文章没能发表。“文革”很快袭来。被抄家后,叶雪安因不堪凌辱,在浴室中服毒自杀。武大图书馆中几本发黄的教材,是他留下的不多的痕迹。

    夹着烟纸的碎纸片,变成了60万字的教材

    1968年冬天,包括刘经南在内的高年级学生已全被分配或遣散。很多人流着泪烧掉专业书,王之卓却给大家打气:“哪怕将来我们去卖冰棍,冰棍箱子里也要带上书。”

    学生走远了,他和夏坚白仍在挥手:“不要丢了专业,不要丢了外语!” 不出两年,武测被撤销,军队接管了校园。

    1972年春,政治环境略有改善,夏坚白找来武测一位前同事,共同拟就一份近5千字的建议书,恳请“恢复武汉测绘学院、测绘科学研究所、国家测绘总局”。听说一位前同事打算调去地震队,夏坚白拉着他的手说,“叶先生(指叶雪安——记者注)死了,搞大地测量的人不多啊!你不要走,武测会恢复的,是需要你们的。”

    1973年3月,周总理终于作出批示恢复这所学校,夏坚白闻讯后热泪盈眶。但他再也没能踏上讲台。

    在师生流散的岁月里,他曾将几位原武测教师组织起来,成立了“业余测绘科学研究小组”,匿名翻译了两本外国学术着作。宁津生冒险加入了小组。

    王之卓也在偷偷地编写教材。文革结束后,他掏出一个旧报纸裹着的小包,里面是一叠各种颜色的纸张,夹着游泳牌和飞马牌香烟的烟纸。这些写满公式和符号的碎纸片,变成了60万字的 《测绘学概论》 。

    早在留学德国时,夏坚白、王之卓及陈永龄就约定:回国后要合力编写教材,“一同做一番事业”。他们是中国最早的测绘学博士,曾靠“中英庚款”一同辗转英德留学。学成回国后,被称“测绘三杰”的他们,在战火纷飞中靠着书信,合作编出了中国第一套大学测绘教材。

    宁津生和几位院士接过了老师的事业。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便聚在一起,商讨教材的修订。20年间, 《测绘学概论》 再版了3次,变成了150多所高校的专业基础课本。

    这样下去,大学里就出不了大师了

    在给新生的课堂上,李德仁常提起导师王之卓。

    这位学部委员曾亲自为李德仁改论文、排章节,将他的论文推荐发表,而且从不署自己的名。出于政治原因,研究生入学考了第一的李德仁,未被录取。文革结束后,王之卓立即将这位学生召唤回校,为他举行专门考试。干过建筑工,种过水稻,扎过钢筋的李德仁,终于在39岁回到书堆中。

    靠着老师坐公交去邮局寄出的一封封推荐信,李德仁飞向了更远的学术世界。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他不到一年半就取得了博士学位。324页的博士论文,取得该校历史最高成绩,评委评价“它解决了一个百年难题”。

    有不少外国研究机构挽留他。妻子给“老大不小”的他寄来书信:几十年来你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花国家的钱,你还不如一头牛呢,到现在都没挤出一点奶来,现在到了该回国“挤奶”的时候了。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李德仁回到了老师曾站过的讲台上。

    和导师一样,李德仁一心扑在教学上。他一口气给本科生开了3门课,给研究生开了一门课,还编出3本教材。

    但变化也在一点点发生。评上院士后,李德仁眼瞅着研究经费翻了又翻,原来是几万元,后来小数点往后挪了几位,涨到几千万元。他越来越忙,各种会议、出差,将他的日程表排得密不透风。

    当了武测校长后,他离讲台更远了。一位本科生毕业后去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写信给李德仁的夫人说,从没听过李院士的课,深感遗憾。李德仁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接过信后,他心里“很不好受”。

    他亲自去了趟酒泉,跑到学生所在单位,给所有员工讲了一堂课。

    刘经南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时,每晚仍坚持去实验室。很多人摸清这个规律后,在门口排着长队等他。能留给学生的时间少之又少。

    宁津生认为,校长没空上课可以理解,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教学,而是“把握方向、服务教师”,归根结底是提高教学质量。

    令他失落的是,不只院士、校长,现在甚至连很多最普通的教师,都很难把教学放在首位。决定他们晋升前途的,不再是一堂堂课,而是一堆堆的论文、表格和项目。

    “这个评价体系很糟糕,会把高校的教学拖垮。这样下去,大学里就出不了大师了。”这位老校长提高音量说。他怀念起刚进大学的日子,那时所有新教师从助教起步。而如今,在许多大学,博士后进大学直接就是副教授。

    师生之间的交往,似乎也淡了。去很多新建的大学城参观时,刘经南感触很深。那些大学都在郊区,修得很漂亮,教室很大气,但一到晚上,就变成了死城,“看不见一个人”。老师都回到城内,学生窝在宿舍里玩游戏。

    “感觉老师和学生脱节了,学生变得很孤独、很内向。”刘经南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感慨。

    这些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院士课”的诞生。几位院士一拍即合,再次登上了本科生的讲台。

    向科学进军喊口号是无济于事的

    20年来,这门课更新的速度很快。讲地理信息系统时,龚健雅以前常讲“单机的、局域网的系统”。而现在,课件上的内容早变成了“广域网的、手机的系统”。

    与课程的发展同步,中国科技界也在大跨步向前。李德仁记得,刚回国时,45岁的他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怎么把文革丢掉的时间补回来?”当时在武测,除了上课,每个学者都在“玩儿了命地做科研”,半夜翻墙上机是常事。

    如今,科学界早已翻过新篇,到处都在谈论“创新”,谈论“国际一流”。但到了新时代,宁津生却不鼓励学生“动辄提创新”。“搞两三年就让你们创新,创国际一流,不现实。还是要踏实一点。”他常对学生说,“从0到1的创新很难,你们作为学生,可以多尝试从1到1.5的创新。”

    刘经南的教学风格不同。这位“喜欢挑战”的科学家,思维发散开阔,他常在课上坦言自己的“诺奖情结”。第一次见面,一位博士生就被他的气势震住了。导师坐在桌子对面,语气很平常,但决心毋庸置疑:“你们要做,就做到国内第一、世界第一。”

    李德仁则认为,创新源自学科交叉。这一看法,与他的导师一脉相承。王之卓曾打趣地提出“科技边际效应观点”:“不同学科交叉所产生的效应,正如大陆与海洋的交接边缘,一定是生产力最为活跃的地区一样。”

    不过,不管如何创新,几位院士都认为,做科研必须坐得住“冷板凳”。早在武测院刊创刊号上,王之卓就直言:“向科学进军喊口号是无济于事的,这是一个较长期而艰苦的工作。”

    宁津生一辈子专注于研究地球重力场。为了做一个课题,他和合作者一道一道解开了个公式。学生李建成花了26多年时间,将大地水准面的精度提高到厘米级。46岁时,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最年轻的院士。

    从中学时代起,刘经南就在琢磨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得诺贝尔奖?”大学时他想到,如果能计算出宇宙膨胀的加速度,离那块金灿灿的奖牌肯定不远了。当了博导后,一个“性格有些坚毅”、来自农村的陕西男生接受了这个挑战。刘经南激励他,“得诺贝尔奖不是这么容易的,你可能搞不出来,但你可以让你的学生继续搞,徒子徒孙都可以做下去!”

    好几年时间里,这个学生一直在埋头编软件,一页一页地啃英语论文。交流科研进展时,刘经南发现,他抱着一个小本子,上面是一句句的汉语翻译。

    没过几年,3位美国教授宣布,测出宇宙以正加速度膨胀,这个力来自暗能量。2011年,这一发现获了诺奖。

    在给新生的课堂上,刘经南讲到了这个故事,多位学生对此印象深刻。虽然与诺奖无缘,但这个“傻得可爱”的陕西男生,后来将同样的理论方法,用到了嫦娥号的数据处理上。

    在这门课上,刘经南好几次预测与测绘相关的诺奖。3年前,他正在坐在汽车里,一个学生兴奋地打来电话,“你讲的生物导航系统真的得奖了!”

    20年来,几位院士努力在学生心中撒下一种渴望,那就是对科学高峰的向往。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提醒着,这种渴望不能被扭曲、被异化。这一教诲同样来自老前辈们。

    王之卓极力反对过分溢美之词。但凡有人在文章中提到“王之卓公式”,他阅稿时总要划去,附上纸条,“请再不要提王之卓公式”。

    龚健雅曾将自己的一个数据结构命名为“perfect data structure(完美数据结构)”。王之卓看过论文后严肃批评道,“你不能自封为‘完美的’。”龚健雅解释,他想表达的意思是“完整的”。老先生皱了皱眉说,还是不行。

    指导博士生李彬时,宁津生也有着相同的态度。一次,这位学生打算用“前沿、首次”几个词介绍自己的最新算法,宁津生果断否定。他送了一幅毛笔字给李彬,上面写着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严谨求实。

    要是因为退休,断了这门课很可惜

    没成为宁津生的学生之前,李彬觉得宁津生就像“遥远的一颗星”。在一个高端学术交流会上,李彬远远望见这位院士、前校长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央。

    成了他的博士生后,两人经常隔着一张小桌子,从科研聊到细碎的日常生活。每次离开老师家的小客厅,李彬包里总会被师母塞得满满当当,里面有豇豆、花生米、辣椒酱等各色“宝贝”。这位博士结婚时,宁津生穿着衬衫西裤出现了,做了他的主婚人。

    还没等他毕业,老师突然“老了”。他的腰折了下去,走路久了便心慌腿软。来参加李彬的论文答辩时,老人在秘书的搀扶下走来。在场的评委都劝宁津生回去等消息,但他坚持听完3个多小时的答辩。

    给本科生讲课时,宁津生也很难再站着上课。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院士不得不“服老”,上课时坐在一把灰黄的旧椅子上。

    但他们仍在为这门课忙碌着。教材的第4版正在修订之中;同样的概论课移植到了同济大学;最近,给研究生开一门类似的概论课,又被列入计划之中。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领导来到武汉大学,征求院士们对70岁退休制度的意见。宁津生在会上平静地说,他对退休没有意见,只有一件事,还望商榷。

    这位老科学家顿了顿说,他想继续给大学新生上课。“我们6个院士有5个过了70岁,要是因为退休,断了这门课很可惜。”

    正如当年老教授用精彩的讲课留住了他们,这几位院士也留住了许多年轻的学生。宁津生记得,开了这门课后,转专业的学生少了很多。到了第三年,头一遭有外专业的转进来。

    在和时间的角力中,几位院士最关心的是人才的接力。

    在李德仁眼中,导师王之卓是个真正的“教育家”。这位院士培养出了3位院士,除了讲授 《摄影测量原理》 的李德仁和张祖勋,还有被媒体称为“高铁院士”的刘先林。

    刘先林是李德仁的同班同学。最近他突然在网上“火了”,一张照片广为流传:一个光脚穿着旧皮鞋的干瘦老头,埋头在高铁二等座上修改演讲稿。在测绘界同仁眼中,刘先林“不修边幅、不善言辞”,但他是个“奇才”,一个人鼓捣出了5种航测仪器,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李德仁很钦佩这位同门兄弟,但他还是向刘先林提议,要培养年轻人。“老刘,你这个老牛能活多少年?你刘先林死了以后,刘先林的东西没有了,你不是成功的。”

    刘先林有些触动,点了点头。

    同几位老先生一样,6位院士都将学生视为自己的最大成就。宁津生和李德仁门下,各出了一位院士。如今,他们也踏上了接力之路,踏上了这门课的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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