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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的论文

    来源:www.shuoshisheng.net 发布时间:2020-04-05

    [摘要]城市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研究城市文化和文学提供了现实的对象。 城市文化研究主要有两种话语谱系:一种是以经济学和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侧重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很少涉及城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其次,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和文化批判为核心的人文研究,由于缺乏切入城市社会现实的必要理论和方法,无法完成解释城市现实甚至批判城市存在的任务。 在当代城市化背景下,如何在现代大都市减少人的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是城市文化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价值理念。 与西方不同,中国城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与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密切相关。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研究方向是当代城市文化研究的最初发生形式。近十年来,以“建设国际大都市”为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为其从文化研究转向城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理论机遇。

    [关键词]城市化与城市化文化研究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对当今世界产生非常重要、深远和全面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社会学一直把城市化定义为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 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市化、城市化和特大城市化,但依靠庞大人口和空、富裕国家的总经济产出以及发达的交通和信息服务系统的国际大都市或世界级大都市集团的出现,无疑是当代城市化进程中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城市化进程可以称为“城市化进程”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 在当代,不是研究城市文化的总体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把研究对象放在以大都市文化模式为中心和最高环节,才能把握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直接的现实意义 这是研究当代城市文化的重要性。

    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厚重,以及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物质基础的理论、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限制和局限,目前我国城市文化研究相对贫乏,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 目前,国内关于城市文化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话语谱系。 一是以经济学和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 这是西方都市圈理论影响下开辟的一个新方向。 尽管城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已经进入了社会科学的学术领域,但由于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城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却很少被触及。即使文化元素被注意到,它们通常仍然停留在实际和商业方面,如文化产业,并没有足够重视它们的深层文化价值。 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和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研究。 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焦点是城市的美学外观或文化幻觉,如电影、电视、广告、互联网、流行文化和时尚。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切入城市的社会现实,他们常常割裂城市审美文化形态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无法完成解释城市现实甚至批判城市存在的理论和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 尽管城市中存在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所说的过度城市化和城市危机,但另一方面,这不能成为反对城市文明或都市文化的理由和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社会环境,而且也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随着经济生产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以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变得无处不在。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寻求更高层次的生存和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文化研究的目的是为当代人提供一个理性的方法、概念、理论和解释框架,从而梳理出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混乱的内部生活体验和混乱的外部城市社会体验,帮助他们在“城市化”生活主体和迅速发展的城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真正的关系和联系,实现他们生活的本质力量,实现现实世界中的全面发展 这是中国当代城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城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从而突破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分类框架和学术传统中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从中国当代城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来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科学和美学才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最合适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进行解释和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 其次,从美学的原型结构来看,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美学(判断)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和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 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序言中也称这种“判断原则”为“神秘的东西”。 这就像老万程的解释:“是矛盾的双方构成了神秘。” 一方面,判断是一种“先验原则”,可以“应用于对世界本体的理解”,“同时表现出对实践理性的良好前景”,这似乎有点像逻辑理性。另一方面,它可以对主体产生“愉快和不愉快的情绪”,尽管它并不直接相关 康德补充道,“从这些概念(即认知中的概念发起者)中,我们永远无法得出愉快和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 .这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 ”[5] (p123)引申而言,如果纯粹理性是所有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所有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那么以判断为学术对象和出发点展开美学研究并不难一方面,它与认识论的概念和逻辑有关,另一方面,它也与伦理的欲望和价值有关它是人文学科与主体价值建构和社会科学与经验事实解释有关之间最合法的中介和桥梁。 从理论上讲,以文艺和美学为媒介,可以使文艺固有的“社会-生活”意向和美学固有的“理解-理性”意向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开辟新的知识领域和前沿学科形式。 此外,以文艺和美学为媒介,在城市文化的理论框架下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建设,并在充分保留前者人文价值和后者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的互动,不仅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僵化的经验性,变得灵活,而且为人文学科的流浪审美性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基础。 在这个新的学术空时期,科学、人文和美学的良性循环和互动的实现催生了一门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它以当代国际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文艺、美学和城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和力不仅是偶然的,而且是基于相当深刻和众多的实证研究。 从学科背景来看,中国的城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主要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 在中国,城市文化研究虽然应该包括社会学或艺术设计学下的文化社会学和其他学科下的城市建筑,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特殊性,它与中国文学,尤其是文学批评、文艺、美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一开始。 这可能是一些西方社会学家和城市规划者不知道中国文学学者研究城市文化的原因。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 (2)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概念和话语的指导下,文艺研究者和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基础理论和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直接将相关的理论成果应用于迅速变化的现实世界。因此,非文本影视网络、非文学大众文化、非艺术审美文化、非学术文化消费和文化娱乐、非学习日常生活和超市,以及与经济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和旅游文化等。或多或少已经成为文学艺术的研究对象。 在当前中国文化研究的趋势下,文艺研究和美学不仅是发起者,也是重要的学术中心,不仅引起了巨大的学术浪潮,而且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 其中包括王岳川、王宁、徐贲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晓康、王德胜、小莹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房、王积仁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艳、周闲、李希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殷红、戴金华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华健的文化产业研究,以及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构。如童庆冰、李春情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景芝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歌文化和江南美学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 从文艺美学学科发展而来的文化研究不仅拓展了文艺美学和空的研究对象,而且对传统的研究方法和评价标准进行了重大变革。 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仍有争议,但在某种意义上,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对中国学术研究范式和思潮的具体反映。因此,就生命力和影响力而言,它不容忽视。 (3)它也体现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向上 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基础,古典文学研究具有成熟、有序传承、甚至相对保守的特点。 然而,受“文化转向”的影响,特别是西方文化人类学和现代民俗学等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引入,也在这个原本和平的领域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以叶舒宪、萧冰等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流派,在“中国文化人类学阐释”的总标题下,对许多中国古代经典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和评价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们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事实上,受“文化研究转向”学术趋势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上述两个学科。例如,当代文坛对都市文学主题的研究,现代文坛对上海和北京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坛对上海和巴黎或其他国际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他们的哲学不同,但都以不同的方式属于同一个城市。 对于城市文化的研究,也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和考虑。

    3。当前城市文化研究的特点及学术来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文学学科背景视角下的城市文化研究只是近十年来发生的一次学术转型。从任何角度来评价它都为时过早。因此,这里只是对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和学术渊源的简要说明。

    当代城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着特点 一是地理性质 当代城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集中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其所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较高,与国际大都市有着非常密切的沟通和联系。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基于他们对以当代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个人经验和学术敏感性,开创了以国际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新的空和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 在文学批评的方向,如蒋淑卓、李凤亮,自1996年以来,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他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 1998年第1号和第2号)等着作和论文。他认为都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生活的精神方式。他还提出,通过城市诗学的建立,城市文艺的产生可以积极塑造城市人的审美意识和精神人格。 在文艺美学领域,如高小康、刘士林,自1995年以来,他们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于“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计划)。高小康发表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 (《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作品和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解读文学和文化的新途径。 刘士林出版发行《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 (《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 (《东方》,2000年第2期,第8期《新华文摘》,2000年出版)、《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第5期《天涯》,2000年出版)、《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本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化批评取代文学批评、城市精神的文化消费与再现、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城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来看。促进了文化研究对象的具体化和理论研究的深入。 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孙迅和潘建国从中国古代小说和城市文化、现代小说和晚清上海书社的独特视角发表了《音乐艺术》 (《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2004年第6期)、《光明日报》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2004年第2期)等论文。他们在城市生活和文化的背景下解读中国古典小说,从而为中国古典小说和文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 《中国社会科学》 2005年第8期的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 ,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 另一方面,不同于大众文化和审美文化的宏大研究范式,江南城市文化被选为具体的研究对象这种“以中华民族为主体,在当地历史文化背景下创造的城市文化模式”,其主要目的是“还原和建构一种真正属于中华民族的城市文化的特殊形式和深层结构原则” [7]这不仅体现了城市文化研究鲜明的跨学科性质,也试图探索中国城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和理论方法。

    总之,不同于西方城市(城市)研究,后者主要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中国城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学术发展过程中。 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城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形态。以建设国际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城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理论机遇。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城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的真正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旦社会有了技术需求,这种需求将比十所大学更好地推动科学向前发展。” 《[8》(p505)

    [参考资料]

    [1][德]斯宾格勒,陈晓林译。西[的衰落。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2][加拿]简雅各布斯,金恒山译。美国主要城市的死亡和生命[。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

    [5]老万程。审美文化选择[。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

    [6]孙勋。城市文化研究:世界前沿学科[。光明日报,2005-9-13。

    [7]刘士林. 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j]. 学术月刊,2005,(8).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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